清明祭母文：慈母深知兒女心

　　1957年我19歲，由小學教師調到縣政府任辦事員。年底征兵時，經過體檢、政審、考核，符合進軍校條件，保送我去總后勤部天津汽車學校學習。因為父親去世早，母親舍不得我離家參軍，任我怎么說也不答應。還反復地對我說：“你在縣政府工作離家十里地，一個星期就能回家一次，當兵去那么遠，你就不想媽?”可我早就想參軍，這次保送進軍校機會難得，無論如何不能錯過。我只好請汽車學校接我們的申參謀兩次去我家做母親的工作，母親終于讓步了，條件是服役期滿必須回來，我高高興興地進了天津汽車學校。

　　1959年初，我正在汽車學校學習，預選飛行員合格，先后進入長春空軍預備學校和錦州空軍第三航校學習。1960年我弟弟參軍，后來也提干留在部隊，母親又多了一份掛念。1961年我從航校畢業提干后，分配到空軍航空兵部隊，安排新飛行員探家時，領導照顧我安排在第一批，包括途中共6天時間，在家只呆了三天就返回了部隊。臨走時，母親對我說：“這幾年看到咱們莊幾個參軍的，家里拍一個假電報說父親或母親病重就能回來幾天。我太想你的時候，也想給你拍個這樣的電報，又怕你著急，開飛機出事，一直沒敢給你拍”。我對母親說：“沒拍假電報就好，以后也不能拍假電報。我現在雖然當了飛行員，還不能打仗，在戰斗機上還要再飛三、四年，能參加戰備值班了，才能探家、結婚。”母親流著淚對我說：“這些我也明白，在舊社會咱家窮，你討過飯;新社會你當上飛行員，全家都光彩。縣里、公社來的干部到咱莊，都來看望我，年節還來慰問，我很知足。你們在外邊好好的，我就放心了，不會給你拍假電報。”母親的話既讓我心里踏實，又讓我心存感激。母親雖然沒念過書，連名字也沒有，遇到事情，卻總是顧大局識大體通情達理。今后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學習，積極工作，鉆研飛行技術戰術，回報黨和部隊的培養教育之恩，也讓年邁多病的母親放心。

　　1971年發生林彪叛逃事件，當時我所在的南京軍區空軍機關和部隊被列為重災區，中央決定成立專案組。我參加專案組工作五年，擔任我所在的空軍航空兵某師專案組組長，一直未能探家。專案工作結束后，于1976年5月，我所在的部隊從浙江調到山西雁北地區，兩個月后發生唐山大地震。我家離唐山只有一百多公里，房子被震壞。母親從夏到秋，一直在離家不遠的小山上住帳篷，身體越來越差。當時部隊規定4年探家一次，我早已超過了規定的探家年限。可是唐山地震后，我國的“三北”與蘇聯接壤的地區形勢非常緊張，蘇軍經常在邊境地區進行武裝挑釁。當時我擔任戰備飛行大隊政委，怎能向領導請假?由于我已經7年沒有探家，母親體弱多病，就更加思念。后來回家時聽說，母親曾幾次搭車去縣城想給我拍電報，到了郵局又猶豫起來，怕我接到電報不能回家，反而影響工作，每次又都打消了拍電報的念頭。

　　1977年春，我接到家里自從我參軍后的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電報：“母病危速歸!”我心里明白，母親病情一定很嚴重，不然家里是不會給我拍電報的。我歸心似箭地趕到家時，母親已經不認識我了。在母親病情加重，頭腦還清醒時，只同意給我弟弟拍電報，我的電報是在母親出現昏迷后才拍的。我到家時，弟弟從福建趕回家已經六天了。母親在昏迷中一直喊著我的乳名，直到去世。

　　在母親病逝的前一天，我想到，母親一直處于昏迷狀態，不知要拖到什么時候，可10天的假期只剩3天了，部隊戰備任務很重，提前幾天回部隊，工作少受些影響。母親病逝時再請幾天假回家一次。于是我買好第二天早晨的汽車票后，流著淚告訴昏迷中的母親：“明天我要回部隊了，過些時候再來看您”。母親似乎毫無反映，可就在這瞬間，母親的眼角流出兩行熱淚。是牽掛、是難舍、還是生離死別……，就在當天的后半夜，母親咽下了最后一口氣，永遠地離開了我們。當時母親的面容看上去是那么寧靜、安祥，似乎是聽懂了我的話，不愿意讓我多往返一次。

　　如今我已年逾古稀，還經常想 ：參軍前一直在父母的呵護下長大成人。特別是解放前，我家一直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苦日子。解放了，生活好了，父親又因為勞累成疾，過早地病逝。母親含辛茹苦，節衣縮食，供我們上學。參軍后的二十年里，探親的時間加在一起還不到一個月，在我參軍后，母親每到臘月，都盼望我能回家過上一個團圓年，可每年又都讓母親的企盼落了空，母親在這二十個除夕夜，都是在以淚洗面中度過的。我在參軍后到母親病逝的二十年里，不僅沒有在家過上一個春節，連端午節、清明節、中秋節、重陽節也沒有在家過上一個;而最后一次探家的間隔竟長達八年。這后二十年，正是母親體弱多病，最需要精神上慰藉和生活上照顧的人生晚年，而我卻沒有做到。想到這些,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流下羞愧的眼淚。

　　楊佐琪 滿族 生于1938年 曾任小學教師、縣政府辦事員、學員、飛行員、飛行大隊政委、團副政委 1998年退休。現為河北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近現代史學會會員、中國奚族研究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