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討川江號子中蘊含的文化精神之前,我們當弄清“文化精神”的概念。許多西方學者都把文化精神定位在人格精神的描述上。如美國學者薩姆認為:“使一個群體不同于其他群體的特質的總和即為文化精神。”貝特森認為:“一種文化精神由該文化內的平均人格類型來反映”。按西方人的理解,“文化精神”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講的“民族精神”或“國魂”。而“就一個地區的文化精神而言,它主要也體現為‘該文化內的平均人格類型’,即人格精神的群體特征。”那么,三峽地區’ 或今整個重慶市( 屬巴文化圈,這一地區的群體特征是什么呢)薛新力先生的新著《重慶文化史》將這一文化圈內的群體特征概括為:剛勇堅毅、重義守信、團結協作、開放求新。
筆者以為,被譽為中國的“伏爾加船夫曲”———川江號子至少蘊含著諸方面的文化精神。首先是堅毅不拔精神。長江上游的川江段’特別是重慶至宜昌段( 是山巒疊嶂,河流縱橫,灘多水急,險惡艱難的自然環境和大山大江的磅礴氣勢,孕育了船工們堅毅不拔、百折不撓、吃苦耐勞的精神和意志。如《拉船歌》就體現了這種精神:“腳采石頭手抓沙,為兒為女把船拉。走了一灣又一灣,闖了一灘又一灘。爬過道道石坎坎,淌過條條水灣灣,穿的麻布爛片片,吃的冷飯老梭邊。’青菜、牛皮菜葉子做成的咸菜———筆者注(索索勒進皮肉里,腳板皮子都磨穿”。又如《一年四季灘上爬》:“腳登石頭手扒沙,八股索索肩上拉。打霜落雪把雨下,一年四季灘上爬。周身骨頭累散架,爬巖跳坎眼睛花。
三峽地區的船工們在與險惡的自然環境作斗爭的過程中,養成了這種堅毅不拔的精神;這種精神在今天的三峽地區居民中仍得以傳承。故吳癡在《夢回重慶》書中說:“重慶精神,默默地表現于堅韌不拔。重慶精神,默默地表現于刻苦克難。”其次是團結協作精神。這種精神,眼下也稱為“團隊精神”。三峽人團結協作精神有著優良的傳統。在武王伐紂時,“巴師”、“歌舞以凌殷人”也就是團結協作以歌舞的形式鼓自己的士氣,滅敵人的威風。西漢時司馬相如在《子虛賦》中描寫演奏巴渝舞的宏大場面是“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這種演奏如果沒有充分的團結協作精神,也是無法完成的。因此,薛新力先生認為,三峽地區這種團結協作精神,跟它的自然環境是有聯系的,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人類古代,面對險惡艱難的自然環境,只有靠集體的力量去戰勝它。這種靠團結協作去戰勝自然力的典型體現,莫過于峽江上的船工精神:行進在激流險灘中,或掌舵,或扳橈,或執篙,或拉纖,在船老板的指揮下,和著川江號子的節拍,協力齊心,敢闖敢拼,一往直前,負重前進。”再次是對外開放精神,有人說,自古出川一條路———水路。自古以來,云、貴、川、陜四省的貨物大多是運抵重慶朝天門,順水東下,再轉運至下江各地。
因此,重慶及三峽地區具有得天獨厚的長江水道。
而勤勞智慧的船工們也充分地利用這條水道,利用拉纖推船的良機,大肆宣傳重慶及三峽地區,真正使“全國了解三峽以及重慶% ,三峽以及重慶走向全國”。如前所舉的《跑江湖》就是對三峽地區豐富的物產所作的最好廣告。同時也讓一個對外開放的三峽地區展現于商賈、流官、過客們的面前。如《說重慶》:“四川省水碼頭要數重慶,開九門閉八門十七道門:朝天門大碼頭迎接圣旨,千廝門花包子雪白如銀。臨江門開木廠樹料齊整,通遠門鑼鼓響在埋死人。南紀門菜藍子涌進涌出,金紫門恰對著鎮臺衙門。儲奇門賣藥材治人疾病,太平門賣的是海味山珍。東水門白鶴亭香火旺盛,正對著真武山古廟涼亭??”此類川江號子還有《川江兩岸有名堂》、《數灘》、《數碼頭》等。川江段的木船早已被機動鐵船所代替,川江上的各種輪船再“不需要用號子聲來向狂濤惡浪宣戰,鼓舞士氣;也不需要用號子聲來指揮勞力的均衡和運作的協調一致”。人們需要的是繼承和弘揚川江號子中所蘊含的堅毅不拔、團結協作、對外開放的精神,因為它是一筆可貴的精神財富和不朽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