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重慶為中心的巴渝文化和以成都為中心的蜀文化,實質內涵并不一樣。漢晉時期的“巴有將,蜀有相”,就是一個樸實的證明。重慶人性格自然、率直豪放、勇敢尚武、熱愛體育活動,民俗淳樸厚重,都是巴人“勇善戰”、“性質直”品格數千年積淀的結果。
因此,若論及巴渝人文精神的核心,則是“強悍、勁勇、尚武”,這是重慶政治、經濟、地理等因素所影響、決定的。
一、政權爭奪的政治因素促使巴渝兒女強悍勁勇
重慶這個天然的軍事要塞一直以來都是政權爭奪之地,而政權爭奪正是政治生活的一大組成部分。
巴蔓子的傳奇故事正是相應的佐證。據《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有蔓子請師于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彌禍難。誠許楚王城,使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楚)王嘆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為?’乃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巴蔓子寧愿舍棄自己的頭顱也要力保巴國國土,千百年來收到人們得敬仰,文人墨客常常賦詩以贊揚。
號稱“三都之城”的重慶,類似于巴蔓子將軍的故事不勝枚舉。
兩宋年間,蒙哥汗親自率軍號稱十萬進攻四川,自1259年攻重慶城北門戶——合川釣魚城,歷36年而不下,南宋守將王堅、張玨以星火孤城拒虎狼之師,先后挫敵于陣前,尤其是1259年釣魚城一戰,不僅打死了蒙古前鋒之帥汪德臣,更令蒙哥汗病亡。蒙古鐵騎一直以來所向披靡,甚至是帶給歐洲文明以前所未有的侵襲。然而小小的釣魚城卻創造了中外戰爭史上以弱勝強的罕見戰例,釣魚城也因此被歐洲人稱為“東方麥加”、“上帝折鞭處”。
辛亥革命時期,重慶人民的優秀兒子——鄒容,撰寫的《革命軍》一書吹響了推翻清王朝的號角,年僅20歲便英勇就義。八年抗戰時期,作為陪都的重慶更是一個英雄之城,巴渝兒女紛紛參軍奔赴抗體前線,后方的工人冒著日寇喪心病狂的轟炸努力生產抗戰物資,支援前線抗戰,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在中美合作所的集中營里,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兒女們不屈不撓,忍受電椅、皮鞭、烙鐵等種種酷刑的折磨,他們的愛國主義英雄氣概戰勝了肉體所遭受的折磨,他們也是巴渝兒女的驕傲。
不論是遙遠的巴蔓子、王堅,還是近代的鄒容、羅世文、江竹筠,政權的斗爭造就了他們剛毅的氣質,和強悍勁勇的性格。
二、重工輕農的經濟因素促使巴渝兒女強悍尚武
巴國建立后受到北邊周王朝先進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響,巴國社會經濟發展迅速,在經濟的眾多領域中,諸如農業、工業、手工業、商業等,巴國的手工業和工業發展尤為突出,其制鹽業最為典型。
三峽地區的三大自流鹽泉包括巫溪縣寧廠鎮寶源山鹽泉、湖北長陽西面的鹽水,以及彭水郁山鎮伏牛山鹽泉,其中最重要的是巫溪寶源山鹽泉。有了炊煮,人們便可將鹽泉的咸水煮成結晶鹽粒,以便長期保存,或與無鹽之地交換。在今天的云陽、忠縣同樣也存在鹽泉,巴族百姓用圍桶法采鹽鹵煮鹽獲取了巨大的經濟效益,這在川西井鹽法產生以前,是最科學的方法。
巫溪等鹽泉的大量開采使大巫山地區以及四川盆地東部的全部資源都掌握在巴國手中,巴國的經濟由此強大。除此之外,巴國的釀酒技術也是各國馳名,例如鄉清酒等。
巴國的手工業門類繁多,工藝先進,尤其如青銅冶鑄,是一門帶有強烈民族和地方色彩的手工業部門,其產品如劍、矛、鉞等,鑄造精良,裝飾優美,絲毫不遜色于中原諸國。1972年重慶涪陵小田溪巴國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銅器即頗具代表性。制漆也是巴國的傳統工業,在巴國墓葬中,出土有相當數量的漆器具。此外,開采丹砂也是巴人另一項重要的手工業,重慶涪陵是丹砂的主要產地。
可見,巴人自古就強于手工業,而這一特點在近代得到了強化。國民政府定都重慶以后,重慶成為重要的工業基地。為了支援抗戰,重慶的軍工廠如雨后春筍一般,鋼鐵工業也是重慶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重慶直轄以前,僅鋼鐵廠就有“一鋼”、“二鋼”、“三鋼”、“特鋼”等,現在的長安集團就是由過去的軍工廠改制而來的。
正是由于重工輕農的傳統特色,巴人相較于其他地區的人群而言,“小農意識”、“自給自足”等觀念比較弱化,反而是“工業意識”、“尚武意識”在巴人心中根深蒂固。
三、巴山渝水的地理因素促使巴渝兒女強悍勁勇
巴地多山,由于巴人長期在此生息、繁衍,所以歷來人們遂以“巴山”泛指其地之山;又因為巴地除了長江還擁有一條著名的河流,曰嘉陵江,古稱渝水,所以人們遂以渝水泛指巴地之水,“巴山渝水”由此得名。
巴渝地區有綿亙千里得山地,包括巫山、大巴山和武陵山。這片山地屬中山地帶,相對高度在1000-3000米之間,最高峰大神農架海拔高度為3053米。有長江、嘉陵江、漢水、清江、烏江及大寧河、任河等主要河流。河谷縱橫,形成高山、沈丘、丘陵、淺丘交錯,寬谷狹谷相間的自然地理特點。故而重慶有“山城”的別名。
由于巴渝地區多險山惡水,迫使其居民不得不負荷極為沉重的生活壓力。為應付自然環境的逼迫河外來勢力的掠奪,巴渝地區的居民養成了一種崇力尚武的精神河強悍的體魄、氣質,形成了“聚之則生,散之則亡,合之則強,分之則弱”的觀念,造成了一種強悍的文化傳統。
古人云“蜀道難,難于上青天”,這句話形象的描述了三峽地區的交通情況,山城般的重慶四周是陡峭的山路,很難看見平坦的通途,所以,重慶的交通最大的特點是“彎多、坡多”。然而,在這樣的條件下,巴渝兒女自強不息、奮發圖強,用他們的雙手在陡坡上建造了鱗次櫛比的房屋和建筑,在急流上建造了一座又一座的橋梁,所以重慶如今又獲得了“橋都”的美譽。
“山城棒棒軍”同樣是巴山渝水的產物,因為山多、坡陡,所以重慶人出門少不了爬坡上坎。城里人為了省力,就會出錢雇傭一些從農村出來打工的人扛、背重物,而類似的情況在全國其他省市則是不存在。棒棒軍的勤勞質樸、誠實可信也成為都市別樣的風景線。
以上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重慶人形成了強悍、勁勇、尚武的性格特征,這些性格特征利弊共存,一方面使重慶人性格質樸、耿直、為人和善,且做事果斷、勇敢,由此,巴渝兒女團結一致才取得了今天的輝煌,使重慶城日新月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持續、快速地發展。
但是,另一方面,強悍、勁勇、尚武的性格又使一些外地人認為重慶人火爆、暴力。一旦遇到不順心的事情,不會以理服人,而是通過暴力解決問題。更有甚者,一些人認為重慶人的文化修養低下,隨時隨處都是臟話連篇。這些因素丑化了重慶人的形象,使外地人、國際友人對重慶、重慶人產生誤解,不利于重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
因此,我們明確了重慶人人文精神的核心以后,更重要的是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保留重慶人性格中質樸、勇敢、堅強的一面,而改變、擯棄火爆和暴力的一面,從而重塑重慶人良好的形象,使重慶不僅是山城、橋都,更是文化名城,歷史名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