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流淚的白襯衫

　　櫥柜里的那件白襯衫，早已經開始泛黃了，卻一直舍不得丟掉，寶貝一般地珍藏。安靜時掐指細數，才發現它竟悄然伴我十余載春秋。

　　那時我還在念小學。在少不更事的年段里，一年之中有兩個日子是特別期待的——年初的春節和年中的兒童節，因為這兩個節日中都是有新衣服穿的。過年就更不待言，甚至能拿到難得的“壓歲錢”。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西南鄉村，生活并不富足。正當壯年的父親在勤扒苦做、養家糊口的同時，火暴的脾氣也與日俱增。隔三差五，家中必然爭吵得烏煙瘴氣、難解難分，常常是需要鄰里的勸阻方才告休。文弱的母親只得以淚洗面，那段生活是灰色的。

　　記得那年的夏日，也就是我讀小學四年級籌備過“六·一”節的時候，在一個慣常吵鬧后的午夜，不堪重負的母親偷偷喝下了劇毒的農藥，等被我們發現時，藥性早已發作，母親口吐白沫、慘狀嚇人。還好因存放過久，農藥的毒性失掉不少，加之醫生行之有效的搶救和我撕心裂肺的哭喊，母親終于死里逃生，被緩緩搶救過來。但本就矮小的她更加弱不禁風，整個人縮水似的迅速瘦下去。那個夏天我特別擔心，總害怕夏季狂烈的風將母親樹葉一般地帶走。

　　“六·一”很快迫近，因為承擔了班里的文娛演出，加之要上臺領取“三好學生”的獎狀，我必須得有一件嶄新的白襯衫。但家里此時的景況已不容許我再有這樣“奢侈”的想法，我偷偷地著急，偷偷地傷悲。我不愿意讓貧寒困苦的家再雪上加霜，同時又不希望錯過演出和領獎。

　　母親讀出我的焦急來，她愛憐地注視著自己病后更加乖巧的我，細細地問我兒童節的日子。往年的“六·一”節，母親必是要早早地為我準備襯衫和鞋子的。但今年不行了，她甚至還不能下地走路。

　　就在我暗地里準備向老師推掉演出任務并請假不參加兒童節的時候，一天放學回家，母親徑直叫我進了她的臥室，她艱難地支起整個身體，抖抖索索地從床頭的箱子中抽出一個大大的塑料口袋來，然后鄭重其事地遞給我。

　　小心翼翼地打開，原來是一件爽新的白襯衫，甚至還能嗅出那原始的淡淡的清香味。我禁不住咯咯地笑出聲來。

　　在那個時候，白襯衫似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顏色。我對它的渴望和珍視，是如此直接。

　　我順利地參加了學校的演出，還捧回兩張燙金的獎狀。母親拖著帶病的身體，在姐姐的攙扶下，執拗地來到學校操場，萬分“艱難”地觀看我的演出。那時她恰好能下床行進，咳個不停。

　　演出一結束，我就手捧獎狀直奔母親。即便要承受眾多難言的病痛，她依然笑靨如花。母親跟姐姐一起站到操場上柳樹下的角落里，默默地給我慰藉，暢快地分享我的勝利。

　　回家后，母親就劇烈地咳嗽起來，臉色慘白、直冒虛汗。姐姐偷偷告訴我——原來那令我“風光”的白襯衫，是母親悄悄省下兩天的藥錢換來的。她瞞著全家人的視線，讓姐姐買回襯衫來，卻將一天要吃的藥分成了兩半，我們所有人都被母親的“聰明”輕易騙過了。

　　整整過了大半年，母親受傷的身體才慢慢復原。但卻從此埋下諸多病根，頭疾和胃病一起找上門來，時不時地折磨得她寢食難安。

　　農家生活的貧苦，使我過早地懂事，懷揣著父母的期望而從不敢懈怠。之后上中學、大學，畢業后留在城里。

　　時光飛梭，歲月推移。家中的生活早已有了起色，年過半百的父母雖仍避不了拌嘴爭吵，但已然沒有了火藥味。參加工作后第一年的春節，我用自己攢下的工資為父母各自購置了一套嶄新的衣物，母親的衣服尤為喜慶，是大紅顏色的羽絨服。當我從行李箱中掏出衣服遞給母親時，她一邊埋怨我浪費，一邊忙不迭地已在鏡前試穿起來，我分明讀出她眼中的幸福，一如當年手捧白襯衫的我。

　　那件來之不易、分量極重的白襯衫，一直伴我到小學畢業。因為后來上中學后個子增高，短出一大截，才不得不收起來，但我卻始終舍不得扔掉，更是好幾次勸阻了母親要拿去送人的好意。每年的夏日，我都拿它出來漿洗干凈，然后疊好放到衣櫥中。

　　雖只是一件慣常普通的舊襯衫，但在記憶的最深處，它儼然成了一處最赫然奪目的記號，記載著那沉甸甸的、揮之不去的歲月，更記載著母親即使在那樣憂傷的時候仍然拼盡全力擠壓出來的濃烈而執重的萬般疼愛，于是總在倦怠的時刻給我莫大的溫暖和力量。

　　謝子清，男，80后。曾以筆名耕夫、紫青、半緣君、知卿等在《芳草》《格言》《雨花》《雜文選刊》《文藝報》《重慶日報》等報刊雜志發表文章500余篇，獲各級征文獎勵30多項，系中國自由撰稿人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