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武隆人民

　　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炸毀了南滿鐵路柳條溝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有意破壞，并向東北軍駐地北大營以及沈陽城發(fā)起進攻。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揭開了侵華戰(zhàn)爭的序幕。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和蔣介石政府的賣國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抗日反蔣的怒潮。武隆與全國一樣，各界有志之士，以學校為中心競相呼應，在縣內各場鎮(zhèn)、農村開展形式多樣的抗日宣傳活動，以喚醒全縣廣大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而奮斗。隨著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到1937年蘆溝橋事變日本侵華戰(zhàn)爭的全面爆發(fā)，武隆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迅速高漲。
抗日思想在武隆的傳播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黨中央作出決議，號召全國人民武裝起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直接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在黨的號召和組織下，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運動。1932年3月，“四川省抗日救國大會”在成都組織100多個社會團體參加的示威游行，游行群眾達8萬多人，工、農、商、學界實行“三罷”，強烈要求川軍出川抗日。隨后，重慶舉行了“四川各界督促川軍出兵救國請愿大會”；抗日思想隨著這些活動的開展而傳遍全川，激發(fā)了全川人民的抗日激情。
1932年春，戴北星、田鶴鳴等共產黨員在省軍委特派員張德榮同志的領導下，在涪陵各學校發(fā)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當時在涪陵讀書的武隆學生王昌杰、曹邦志、高松元、吳詩教、黃竹琴等，在何北征、甘在仁等共產黨人的影響下，積極參加了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在活動中提高了覺悟，牢固樹立了抗日救亡思想，開始不斷將抗日救亡思想帶回到家鄉(xiāng)----武隆羊角磧。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發(fā)動了全面的侵華戰(zhàn)爭。“七.七事變”后，國恥民仇激起了中華兒女的滿腔仇恨。在外求學的武隆青年學生唐世昌等，回到鴨江、廟埡發(fā)動青年，組織成立了“二.一讀書會”，旗幟鮮明地宣傳抗日思想，號召當地青年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41年10月，在重慶川康民族劇團 (該劇團是共產黨領導下組建的，專門進行抗日救亡思想宣傳活動)工作的李一平(原名王忠顯，武隆廟埡鄉(xiāng)人)同志，因劇團被國民黨反動派勒令解散，而回到廟埡以建立社會團體為名，組織群眾、發(fā)動群眾，傳播抗日救亡思想。1945年3月，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組張黎群同志又先后派姜渡、彭兆慶、高楓 (武隆廟埡鄉(xiāng)人)、劉天正等來到廟埡，與李一平一道在農村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至此，抗日救亡思想通過共產黨人、進步青年、學生逐步從重慶、涪陵等城市傳到了武隆各鄉(xiāng)村，全縣各地的抗日救亡活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抗日救亡團體和活動的開展武隆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積極配合全國各地的抗日運動。武隆的抗日救亡活動，從1932年起到1945年抗日戰(zhàn)爭結束，從未間斷過。自羊角建立第一個“羊角抗日宣傳隊”后，陸續(xù)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抗日救亡運動群眾團體組織。全縣抗日宣傳活動多以歌曲、書籍、戲劇、漫畫等形式，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華大地的暴行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腐敗無能，把抗日救亡的呼聲傳到全縣的千家萬戶。
1932年，從涪陵縣中師畢業(yè)回鄉(xiāng)的學生王昌杰、曹邦治等，在羊角小學擔任教師。他們一面教學，一面對學生進行抗日救亡教育，教學生們唱《大刀進行曲》、《流亡三部曲》、《保衛(wèi)大上海》等抗日歌曲，編排歌舞，在學校組織一支能歌善舞的抗日文藝宣傳隊伍。他們在羊角趕集的時候，帶領學生宣傳隊敲鑼打鼓來到街上，對老百姓宣講“九、一八”事變和揭露日本侵略中國的真相，組織在場群眾，教唱《松花江上》、《流亡曲》等歌曲。凄慘的歌詞和歌聲，使圍觀群眾潸然淚下、義憤填膺。
1933年1月，日本帝國主義侵華以后，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fā)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愿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提出了“反對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主張，全國上下為之震動。成渝兩地廣大群眾迅速掀起抗日救亡高潮，武隆各場鎮(zhèn)的抗日宣傳活動也更加頻繁、迅猛。武隆羊角的高松元、吳詩教等愛國青年率先成立了“羊角抗日宣傳隊”，這是武隆縣最早的一個抗日宣傳群眾團體組織。為了增強抗日宣傳活動的吸引力，他們通過縣內一些愛國人士的資助，將當地寺廟財產變賣后為學校買了一部風琴。這部風琴是當地唯一的一件西洋樂器，用來演奏音樂比使用鑼鼓更能吸引群眾。在宣傳中，他們用風琴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上戰(zhàn)場》等劇目，在街上公演吸引了趕場群眾。“宣傳隊”除趕場表演節(jié)目外，還舉行漫畫展覽，宣傳隊員們指著生動形象的漫畫圖，講中國形勢，講到悲慘處聲淚俱下，聽眾無不揪心痛恨日寇的慘無人道和國民黨政府的消極抗日行徑。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臨潼華清池扣押了蔣介石，逼蔣抗日，從而爆發(fā)了“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轉入一個新階段。武隆羊角青年王昌杰等，受重慶共產黨員漆魯魚領導的“重慶救國會”的影響，在家鄉(xiāng)組織成立了“新灘球隊”，有20多人。球隊廣泛接觸和團結進步青年，向他們宣傳抗日道理。同時，他們還在羊角公園建立圖書館，用群眾的捐款為圖書館買了留聲機等各種樂器。圖書館的建立還得到武隆旅外學生的支持，他們?yōu)閳D書館捐獻了一大批革命書籍。每天晚上，街上和附近農村的群眾來到圖書館，有的聽抗日歌曲、有的看書、有的聽演講，使圖書館成為接受和傳播進步思想的陣地。為了喚醒更多的民眾看清國民黨當局消極抗戰(zhàn)的真面目，“新灘球隊”還通過排演的劇目和書寫的標語，揭露五區(qū) (武隆羊角)區(qū)長黃賢良的消極抗日態(tài)度。黃賢良知道后極為惱怒，禁止在轄區(qū)內宣傳進步言論，派區(qū)丁查封圖書館，沒收樂器和圖書。羊角的愛國青年們更為憤怒，在晚上將標語貼在街頭，或張貼在區(qū)署大門口，聲討黃賢良的罪行。1937年元旦前夕，“新灘球隊”的全體隊員在羊角公園搭好劇臺準備演出。黃賢良懼怕進步思想的傳播，更怕揭露自己，就以“聚民斂財”、“響應西安事變”的罪名，派區(qū)丁搗毀劇臺，逮捕球隊主要骨干王昌杰、高松元、吳詩教等人，并押送涪陵問罪。當時，四川軍閥劉湘經中共上海特科派來的張曙時做了統(tǒng)戰(zhàn)工作，由積極反共轉為消極杭日。涪陵縣長見形勢已變，不敢把“響應西安事變”定為犯罪，又查“新灘球隊”的“聚民斂財”，實為募捐建立圖書館，而且有帳可查，只好將王昌杰等人釋放回家。此事件后，宣傳隊員們信心倍增，抗日宣傳活動進一步深入。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fā)，中共中央發(fā)布《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蘆溝橋通電》，號召全國同胞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堅固長城。8月，在涪陵讀書的進步學生、武隆羊角青年黃竹琴，組織在涪陵讀書的武隆學生成立了“抗日救亡宣傳隊”，假期回到武隆白馬、羊角、土坎、巷口、中嘴、火爐等場鎮(zhèn)組織群眾集會，傳播抗日救國的思想，進行抗日宣傳。所到的場鎮(zhèn)都寫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強盜從中國趕出去”的標語；都能聽到“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我們不做亡國奴、要做中國的主人”的抗日歌聲。在農村，羊角長坡鄉(xiāng)的何詩魯與當地的高中學生謝清亭、謝隆遇、龔松鶴一起，組織和發(fā)動40多名中小學生在長坡小學舉辦“暑假補習班”，成立“長風球隊”。在補習班和球隊中，教學生唱抗日歌曲、排演抗日戲劇，組織學生到農村院壩進行表演，宣傳發(fā)動群眾積極參加抗日活動。1938年7月7日，在“抗日救亡宣傳隊”的宣傳下，迫于抗日形勢和群眾的壓力，國民黨羊角區(qū)區(qū)長黃賢良不得不在羊角公園舉行“蘆溝橋事變一周年”紀念活動。早晨，羊角、土坎、碑埡、長坡等鄉(xiāng)的農民、學生1000多人,跟隨抗日救國宣傳隊，扛著大幅標語，手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小旗，高呼“還我河山”的口號，浩浩蕩蕩地走進羊角公園參加紀念大會。大會開始后，宣傳隊隊員拿出畫有揭露日寇“三光政策”的漫畫：房屋在燃燒、老弱婦女被殺害、孕婦被日寇剝去衣服剖腹而死、鬼子用刺刀高高挑起中國兒童在獰笑等。到會的民眾看到這些漫畫后振臂高呼：“打倒日本狗強盜”，聲勢之大、氣勢之壯，充分反映了武隆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滿腔仇恨。
1941年9月，李一平受黨組織委派，與愛人彭克靜一道回到家鄉(xiāng)廟埡，舉辦抗日團體——“失學青年補習班”。以補習文化知識為掩護傳閱進步書籍，向農村知識青年傳播進步思想，秘密開展抗日救亡工作。1943年，李一平利用王家宗祠舉辦校慶20周年之機，成立了“白云球隊”，有球隊隊員20多人。這些隊員先后到平橋、鳳來、鴨江、彈子山等地，以打球為掩護廣泛開展抗日宣傳活動。1945年3月，姜渡、彭兆慶、高楓、劉天正等人來到武隆，與李一平等人組成農村工作組，發(fā)動群眾，組織力量，開辦大小壁報，書寫大幅標語，高舉“大家站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戰(zhàn)死沙場我心愿，爺娘姨妹都安全”等標語下鄉(xiāng)，宣講日寇在中國所犯的罪行。這次抗日宣傳活動，帶動了更多的進步群眾加入到抗日宣傳的行列，點燃了全縣廣大群眾抗日的熊熊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