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上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西方軍事學家把敦刻爾克撤退列為二戰著名戰役之首。但早在此之前,在距離歐洲萬里之遙

　　的中國,已經發生過一場影響二戰格局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

　　●在40天時間里,要把滯留在宜昌的人員和物資撤退到后方,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按照當時川江航線的運輸能力,要完成這場搶運,需要一年時間

　　●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是45歲的盧作孚。他以一己之力,打通了全中國的“生命通道”

　　稍微對二戰歷史熟悉一點的人,都應該知道著名的“敦刻爾克大撤退”——1940年5月底至6月初,德軍悍然入侵法國,將英法聯軍圍困在與英國隔海相望的海濱城市敦刻爾克。在此情況下,英國政府舉全國之力,用9晝夜時間,將33萬聯軍人員和裝備通過英吉利海峽搶運到英國。

　　這場絕境之中的撤退,為盟軍保存了日后反攻的主力,也為最終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正如當時英國首相丘吉爾在議會報告中所說:“我們挫敗了德國消滅遠征軍的企圖,這次撤退將孕育著勝利!”戰后,英國著名的軍事歷史學家亨利·莫爾指出,歐洲的光復和德國的失敗就是從敦刻爾克開始的!美國軍事歷史學家則把敦刻爾克撤退列為二戰著名戰役之首。

　　但事實上,早在敦刻爾克大撤退之前,在距離歐洲萬里之遙的中國,已經發生過一場影響整個二戰格局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

　　這場在川江之上進行的大撤退的戰略意義,絕不亞于“敦刻爾克大撤退”。通過川江航道,大量人員及戰時物資由此進入中國的大后方,從而奠定了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勝利基礎。為此,有人后來將宜昌大撤退比喻為“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在川江的恒古奔流中,再沒有其他任何一段歷史,能像“宜昌大撤退”一樣,讓人至今回想起來,依然覺得熱血沸騰。

　　1川江終點成為生死起跑線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并確定四川為戰時大后方,進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戰的重要運輸線。當時入川,少有公路,更沒有鐵路,水路交通就成為最重要的依仗。而宜昌以上的三峽航道狹窄,灘多浪急,險象叢生,有的地方僅容一船通過。所有從上海、南京、武漢等地西行的大船,當時都不能直達重慶,乘客和貨物都必須在宜昌下船“換乘”,換上能走長江三峽的大馬力小船,才能繼續溯江進川。

　　川江航道的這種特殊性,差點置中國于死地。

　　1938年10月,戰事告急,距宜昌僅300公里的華中重鎮武漢淪陷,大批人流、物流,從華東、華中、華北地區涌向宜昌,等待被轉運到大后方四川。只有10萬人口的宜昌城被滾滾而來的難民和源源不斷運來的戰時物資擠滿,各種滯留人員最多時達3萬。“一票難求”是最真實的寫照。

　　著名作家葉圣陶當時就在逃難的人群之中,眼前混亂絕望的人潮,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處都是人,大街小巷都是難民和難童的影子,旅店、茶樓、學校、寺廟、醫院等,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擠滿了。不少人找不到住處,只有露宿街頭。

　　面對此情此景,葉圣陶寫下了這樣的詩句:“種種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無船。”

　　隨著源源不斷的人流涌入宜昌的,還有各種大型設備、器材、軍工物資等。在1938年秋,宜昌江邊數里長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種急待轉運的貨物擁塞得水泄不通。這數萬噸戰略器材是整個中華民族工業的精華,國家僅存的一點元氣,如果不及時入川,后果不堪設想。有人后來追憶說,“大半年間,以揚子江中下游及海運輪船的全力,將所有一切人員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全中國的兵工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生命,全部交付在這里了。”

　　而此時,張自忠將軍率領的第33集團軍,正在漢水防線阻擊日軍,幾十萬出川增援的軍隊和裝備,也急待通過川江航線,奔赴戰場。

　　更為嚴峻的是,這年10月中旬以后,長江上游還剩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較大輪船尚能航行,過后便是漫長的枯水期,大型設備根本無法入川。也就是說,所有的人和貨都必須在40天內運走。

　　宜昌,川江航線的終點,此時,已經成為了決定國家命運生死的一道起跑線。

　　日軍已經開始向宜昌進發,日機也開始對宜昌進行轟炸。在40天的時間里,要把滯留在此的人員和戰略物資撤退到后方,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按照當時川江航線的運輸能力,要完成這場搶運,需要一年的時間。

　　2成功撤退絕境之中誕生奇跡

　　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是盧作孚。

　　時年45歲的盧作孚,正值事業的巔峰期,他創辦的民生公司“崛起于長江,爭雄于列強”,是當時中國最大、最有影響的一家民營航運企業,盧作孚本人也被海內外譽為“中國船王”。在抗戰爆發之后,他被任命為交通部次長,并被委任為國民政府運輸聯合辦事處主任,主管水陸運輸。

　　1938年10月23日,盧作孚到達宜昌。就在半個多月前,他的遠見和堅持已經為宜昌大撤退埋下了伏筆——他設法拒絕了國民政府軍政部的命令,命令要他將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開到武漢長江下游田家鎮鑿沉,用以封鎖江面,阻攔日軍軍艦沿長江進犯武漢。他反對這種自毀家園以斷敵路的做法。他要竭盡全力,組織他的船隊參加抗日救亡。

　　正因為還有這些被保留下來的船隊,宜昌大撤退最終得以實現。

　　一抵達宜昌,盧作孚就連夜組織民生公司員工開會。會議持續了一個通宵后,一份嚴密、合理而又緊湊的運輸計劃終于出爐——將宜昌至重慶分為三段航行,宜昌至三斗坪,三斗坪至萬縣,萬縣至重慶。除大型設備、重要物資用專船直運重慶,再從重慶運送奔赴抗日前線的將士外,其他的輪船則進行分段搶運。鑒于三峽航道地形復雜,不能夜航,只能搶在白天航行晚上裝卸。為此,在三峽航線增添了數個碼頭和轉運站,臨時增加碼頭搬運工3000多人和大量三峽險灘段纖夫,征用木船850艘,晝夜不停地裝卸運輸。

　　盧作孚還做出了一系列決定:盡一切可能不耽誤時間,該打包的打包,該上躉船的上躉船;在調度策略方面,公營廠礦機器、工具、原料及公務人員一律優先運送;軍工廠的設備、人員等由他們上級派人到宜昌組織辦事處統一規劃,與民生公司協商轉口原則,嚴格執行,避免了“誰也不讓誰”的爭執;各船客位除了公務員需要緊急搭乘之外,應盡量留出艙位,由輪船公司根據登記名次公開安排售票;將二等以上艙鋪全改為坐票,讓達官貴人與平民同艙,這樣增加一倍以上的載客量;票價降低,公教人員半費、難童免費,貨物設備只收十分之一。

　　10月24日,第一艘滿載著物資和人員的輪船啟航,開出宜昌港。幾百名孤兒難童在盧作孚親自護送下第一批上船。孩子們扒在欄桿上放聲高歌,他們搖著小手向盧作孚告別的情景,令岸邊觀者無不為之感動。

　　在此后的30多天里,在滔滔川江上,冒著日機頻繁轟炸的危險,各輪船多裝快運、分秒必爭,24艘輪船、850只木船不停地在峽江來回穿梭,碼頭搬運口號高昂激烈、峽江拉纖號子低沉回蕩。

　　一場搶運民族工業命脈的戰役,在爭分奪秒地進行。“每晨宜昌總得開出五只、六只、七只輪船,下午總得有幾只輪船回來,當輪船要抵達碼頭的時候,艙口蓋子早已揭開,窗門早已拉開,起重機的長臂,早已舉起,兩岸的器材,早已裝在駁船上,拖頭已靠近駁船。輪船剛拋了錨,駁船即已被拖到輪船邊,開始緊張地裝貨了。兩岸照耀著下貨的燈光,船上照耀著裝貨的燈光,徹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抬著沉重的機器,不斷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的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地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這是盧作孚本人在《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中的深情回憶。

　　到1939年12月初,江水低落,喧鬧的宜昌城突然完全安靜了下來。盧作孚獨自一人在宜昌碼頭巡視了很久,碼頭上,剩下的就是些零碎廢鐵,人員已被撤運一空。

　　宜昌大撤退,奇跡般的結束了。

　　3彪炳史冊撤退孕育了最終的勝利

　　事實上,整個宜昌大撤退,一直延續到1940年宜昌陷落。在整個大撤退期間,民生公司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損失輪船16艘,116名公司員工犧牲,61人受傷致殘,經濟上的損失更是難以估計。

　　但是,這樣的代價是值得的。在這個期間,民生公司運送部隊、傷兵、難民等共計150余萬人,貨物100萬余噸,僅搶運的軍工設備就有兵工署的22廠、23廠、24廠、25廠、鞏縣分廠、汴廠和金陵兵工廠、南昌飛機廠等14個,還有大量的其他工業設備和黨政機關、學校、科研機構、國家文物的物資。

　　盧作孚公司搶運的這些器材物資,很快組織起鋼鐵廠、兵工廠、紡織廠,每月生產手榴彈30萬顆、迫擊炮彈7萬發、炸彈6000顆、子彈幾百萬發、軍用十字鎬20萬把,從而保存了中國工業的命脈,為抗戰勝利和大后方建設奠定了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1938年民生公司從宜昌搶運出的一船船重要物資,勝過了百萬甲兵。

　　親身經歷了宜昌大撤退的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將這場撤退譽為“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

　　當時的著名記者徐盈在其所著的《當代中國實業人物志》中寫道:“宜昌大撤退的緊張程度,與英國在敦刻爾克的撤退并沒有什么兩樣,或者宜昌大撤退比他們還要艱苦一些。”畢竟,“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依靠國家的力量,由軍事部門指揮完成;宜昌大撤退則僅僅是依靠一支平民船隊,卻打通了全中國的“生命通道”,其過程更加艱苦卓絕。

　　2012年,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在報道這段歷史時評價道:“當年,那些搶運入川的物資,很快在西南、西北建立了一系列工業區,尤其是以重慶為中心的兵工、煉鋼等行業的綜合工業區,構成了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命脈,成為抗戰的堅強后盾,為前線的將士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殺敵武器,為抗戰勝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證。而這一切,都歸功于宜昌大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