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具有悠久歷史與燦爛文化的重慶巴渝地區,遠在二百萬年前便有人類居住繁衍。原始社會后期,因其所在之地大巫山盛產魚鹽丹砂,形成獨特的鹽丹文化。進入夏商以后,古老的巴族活躍在這里,建立起泱泱巴國,創造了自成一系的巴文化。降至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巴渝以其豐富的物資及勇武善戰的巴渝民眾,這里又成了支持中原王朝統一大業的柱石和后方基地,其軍事文化又成為一大特色。
關鍵詞:巴渝; 歷史; 特色文化
中圖分類號: K 8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6219(2006)03-0005-04
一、三峽鹽丹文化
三峽地區在地形、氣候、生態上與東非大裂谷十分相像,猿人化石非常豐富,重要的有巫山猿人、建始猿人、鄖縣猿人、梅鋪猿人,鄖西猿人,而且有大量的巨猿化石以及南猿化石,雖然巫山猿人比東非的猿人要晚,這說明三峽地區像東非大裂谷那樣發現三百萬年前的猿人只是時間問題,因此不少古人類學家認為,長江三峽地區有可能成為世界人類的搖籃。
為什么長江三峽地區成了中國和亞洲人類的搖籃,甚至有可能成為人類的搖籃呢?原因固然有多種,但這里產鹽卻是一個重要原因。
三峽地區的三大自流鹽泉是巫溪縣寧廠鎮寶源山鹽泉、湖北長陽西面的鹽水,以及彭水郁山鎮伏牛山鹽泉,其中最重要是巫溪寶源山鹽泉。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后,人類結成氏族、部落,發明陶器。有了炊煮,人們便可將鹽泉的咸水煮成結晶鹽粒,以便長期保存,或與無鹽之地交換。由于三峽地區有如此重要的寶藏,在氏族公社時期,三峽地區一派繁榮興旺的景象,氏族部落星羅棋布,反映在考古學上新石器時代遺址比比皆是,反映在文獻上則是巫山諸巫的大量見諸記載。
據《山海經》的《海內西經》、《大荒西經》及《世本》、《路史》等文獻記載,三峽地區有十六個巫,如《大荒西經》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愛在”。據《說文解字》“靈,巫也”,故靈山即巫山。
巫山諸巫,意義很多,首先他們是氏族或部落的巫師,是“以玉奉神”的男巫,同時他們又表示為部落或氏族首領,他們是當時文化的傳承者,也是用巫醫為氏族成員療病的醫師;他們有時又是部落的代名詞,只不過后面加個所謂的“國”。以巫咸為例,他們長期掌握著寶源山鹽泉,古代咸、鹽二者互通,巫咸即巫鹽,故他們以鹽為氏,據史載巫咸是神農時巫,黃帝時巫,帝堯時醫,殷王大戊時巫,其子巫賢為大戊之孫祖乙時相。可見,巫咸部落在三峽綿延數千年之久。
諸巫還有一項拿手本事,即用丹砂為人救命或治病,巫山古代又稱丹山,就因出產能治病的丹砂之故,因丹砂有比較神奇的藥用效果,故又被稱為仙藥,諸巫們曾奉天帝之命用仙藥救活無罪而被殺的窫窳。
因此,鹽與丹砂這兩種生活必須的上等物資,皆產于巫山,而又被巫山諸巫使用。從而形成上古三峽地區的一種特殊的文化——鹽丹文化,極大地促進了大巫山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
二、巴族、巴國與巴文化
四川大學張勛僚教授考證出:巴就是魚,魚就讀巴![1]
巴族也是起自三峽——大巫山地區的民族,《山海經·海內經》載:“西南有巴國。太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鱉,乘鰲生后照,后照是始為巴人。”這段關于巴人見諸歷史的最早的記載,是打開巴人歷史之謎的金鑰匙。過去人們用盡各種方法試圖解釋這幾句關于探索巴族歷史的關鍵話語,可惜皆不理想,問題是他們脫離了巴族的生存環境和巴族的社會經濟。純粹從字面上去考釋,當然不會有好的結果。
原來巴族的出現與大巫山的鹽泉有密切關系,掌握這點,巴史之謎便迎刃而解了。
巴氏起自三峽水邊,他們用船為棺即是證明。他們長于行舟,但寶源山鹽泉在巫咸部落手中,巫咸有泉鹽資源卻不善長駕船,故他們利用巴人的長處,讓其為他們運鹽,巴氏族的成長就是從運鹽開始的。“太暤生咸鳥”,太暤本東夷族首領,他們與中原炎黃為首的華夏集團較量失敗后,一部分逃到長江中游苗蠻集團,與之雜居在一起,其文化水準高于南方,故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民間相互融合,東夷的首領與苗蠻的首領伏羲也融為一體了,出現太暤伏羲氏的提法,實際上伏羲與太暤毫無關系。
太暤生咸鳥,就是伏羲生咸鳥。咸鳥就是鹽鳥,也就是運鹽之鳥,巴人架著獨木舟,自由自在地在長江之上為巫咸運鹽。“咸鳥生乘釐”,“乘”即乘載,運載之意;“釐”有治理、管理的意思,“乘釐”,運載管理,也就是管理運載,亦即其首領成了管理運載鹽務的人。此時的巴人已是從專門從事為人運鹽轉而為自己販鹽的一支隊伍了,所獲收益比為人運鹽大有增長,巴氏族在販鹽中獲取豐厚的收益從而使自己日益強大,故其首領被記為乘釐“乘釐生后照”,“后”即首領、頭領的意思。進人夏王朝后,國王稱后,如夏后啟;“照應”是“灶”的異體字,后照即后灶,后灶就是灶后,管灶的頭,也就是管煮鹽的,產供銷中產是第一位,故頭領把主要精力花在興灶煮鹽,當灶后。事業越做越大,巴氏族在生產斗爭中成長壯大,由氏族而部落了,巴部落在產運銷巫鹽中實力大增,大家不得不承認其為巫山諸部之人了,這事發生在后灶時,故“后照是始為巴人”——得到大家的承認,有了自己的地位,由此可見巴族是在生產、運銷巫鹽中誕生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巴族在鹽丹手工業的強大支撐下日益發展壯大,部民日漸增多,三峽地區農業資源相對貧乏,無法滿足日益增加的物后需求,于是分多支向外遷徙了。一支向東遷到洞庭湖北部地區,在這里日益形成一個強大的部落,他們逐漸產生了本支系的圖騰——巨蛇,故史書上稱其為巴蛇,我們稱其為巴人巴蛇部。在帝堯之時被羿征伐而強遷至漢水中游,建立起巴方。商王武丁時,再次被征伐失敗后逃遷到今川陜交界的山地,故此山獲巴嶺山、巴山之稱,今名為大巴山。
另一支以魚鷹捕魚,故魚鷹——魚鳧成其為族徽,我們稱巴人魚鳧部,他們順長江西上,在今宜賓處,轉崛江,上至成都平原,建立魚鳧蜀國——即三星堆青銅文化的主人,后亡于杜宇氏。
再一支沿漢水而上至漢中盆地,再進人關中平原的寶雞,因其以弓射魚,故稱巴族弓魚部,建弓魚國,受周天子之封,并逐漸融人周文化。[2]
還有一支雖然也向東遷徙,但并未脫離川鄂山地,他們來到今湖北長陽的武落鐘離山,與其他四支同為巫山遷來的四個氏族樊、相、曋、鄭結為部落,推巴氏族首領務相為部落首領,稱其為廩君。他們沿夷水清江而上,奪取清江邊最大的鹽泉,吞并原鹽泉的主人鹽水女神部而強大,形成以四姓為君,以巴氏為首領的部落聯盟式的“國家”——“巴國”。他們崇奉白虎為圖騰,故稱其為白虎巴人。
這支白虎巴人在廩君率領下,繼續向西擴張,他們攻占了黔涪地區,再從郁江轉烏江,到達烏水與長江匯合處——枳,即今涪陵區城關。
至此廣袤的四川盆地展現在白虎巴人面前,他們憑藉郁山鹽泉和黔涪大地,沿長江向西向東擴張,向東到達平都(今豐都)。再向西達瀘州、高縣,最后至于宜賓。于是巴族以今渝州半島為自己的政治中心,建立起自己的統治。商朝末年,武王伐封,巴人以兵相從,在翦商滅封的過程中出任前鋒,立了大功,周武王進行大封時,將姬姓貴族封在巴地,為子爵,建立起姬姓巴國——史稱巴子國,原巴國貴族以“君長”身份保留其地位。
巴國建立后受到北邊周朝先進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響,巴國社會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從歷年發現的巴王陵出土的青銅器來看,其工藝水平已與中原相差無幾,傳統的幾項手工業尤其是制鹽業有了飛速的進步,這時在今云陽、忠縣發現新的鹽泉,巴族百姓用圍桶法采鹽鹵煮鹽獲取了巨大經濟效益,這在川西井鹽法產生以前,是最科學的辦法。同時,釀制的巴鄉清酒和蒟醬更是各國馳名。隨著沿江臺地、平壩的開墾,農業也迅速發展起來,巴國經濟的發展為軍事力量的壯大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保證。巴國疆域迅速擴大,公元前611年秦楚巴三國滅掉庸國,作為戰利品,巴國獲得今奉節巫溪、巫山一大片土地,尤其是巫溪寶源山鹽泉,這樣,大巫山地區及盆地東部的全部鹽業資源都掌握在巴國手中,使巴國經濟更加強大,領土更寬闊,其鼎盛時“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3]地跨今川渝陜鄂黔湘黔六省市。
巴文化在這強大政治經濟條件下迅速發展。作為巴文化最值得一敘的有以下幾點:一是音樂舞蹈。根據《文選·宋玉對楚王問》載:“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這種一人領唱眾人合唱的形式正是巴歌演出的特點,顯然下里巴人是一首巴地流行的通俗歌曲,以至流到楚國都城郢地很快被當地人傳唱。巴人還有一種獨特演唱形式,那就是唱竹枝歌,所謂竹枝歌是一種七言四句的通俗歌詞,配固定的曲調即可演唱,唐朝劉禹錫寫過若干首,如“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踏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似無情卻有情”。其曲調有時比較哀婉,白居易有首《竹枝詞》寫道:“竹枝苦怨怨何人,夜半山空歇又聞,蠻兒巴女齊聲唱,愁殺江樓病使君。”即可見一斑。
巴人舞蹈也分兩種,其一是武舞。武王戰紂,巴師出為前鋒,光用這種武舞就使商殷士兵土崩瓦解,倒戈殲滅紂王。這種武舞在漢初戰爭中仍起作用,漢初部分巴人參加劉邦的漢軍討伐項羽,他們在軍中跳起武舞,劉邦一見便知其為“武王伐紂之歌也!”命隨軍學習,并親自命名為《巴渝舞》。這種《巴渝舞》僅打鼓的人員就36人,并引進宮廷,作雅樂之一,這即是《鹽鐵記·刺權篇》中所說的“鳴鼓巴渝作于堂下”的宮中演出。巴渝舞更主要是軍中演出,以鼓勵士氣。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率大軍幾萬外出大規模圍獵——一種軍事演習,演習完后讓數萬士兵跳《巴渝舞》,一時間千人合,萬人唱,那場面之盛大,氣勢之雄偉,文獻是這樣描述《巴渝舞》的:“劍弩齊列,戈矛為之始。進退疾鷹鷂,龍戰而豹起”,“疾俞飛電,回旋應視,武節齊聲,或合或離”。[4]
巴人還有一種娛神求偶的文娛性歌舞,“男女相攜蹁躚進退,故為擺手”。[5]這種舞蹈的延續即今之小擺手舞,“夜鳴鑼擊鼓,男女聚集,跳舞長歌曰擺手”。[6]他們除鑼鼓之外,還有種叫钅享于的樂器,钅享于本流行于中原,中原絕后長期在南方巴地流行,在制作時以白虎為懸鈕,以表明為巴之樂器,以木錘擊其下面甬部而發聲,多單使用,考古上也現三個成編,三個即可演奏簡單歌曲。
巴人的建筑文化也很有特色。他們住的干欄式建筑,下為木柱懸空,柱上建樓,居其上既可防潮又可防毒蛇猛獸,此即今之吊腳樓也。
巴族崇奉白虎為圖騰,因為首領“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因此要以人血為祭,同時在圖語上多用虎形。
三、秦漢魏晉南北朝時重慶的軍事文化
公元前377年巴、蜀聯軍伐楚敗績茲方以后,巴、蜀二個奴隸制國家沒落衰敗之象暴露無遺,于是楚國大舉西進,首先攻占夷水——今湖北恩施清江流域,奪取清江邊之鹽水。前361年前,并“深入其阻”攻占巴國黔中之地,巴國三大鹽泉已失其二,巴國更加虛弱了,在楚威王時(前339~329年)楚軍全面西進,攻占巴國東部地區——今巫山奉節、巫溪,置為巫郡,巴國最重要的鹽泉——寶源山鹽泉淪入楚國之手,三大鹽泉丟失,巴國失去了最重要的經濟來源。接著楚軍很快全線西進,攻陷巴都江州,及其北的陪都墊江——今合川,巴國殘余倉皇北竄閬中,政權飄搖,故歷史上留下“楚子滅巴”的記載。[7]
然而最后滅巴的卻是秦,秦趁巴蜀內亂,蜀王欲攻巴地之時,乘機于前316年出兵滅蜀,并俘巴國君臣,巴國壽終正寢。
公元前314年秦國中央在巴地設巴郡并若干縣,建立起對巴地的統治,其中郡治江州幾乎等于現在渝西大部,大夫張儀并于同年筑江州城。終秦漢之世社會經濟的發展,江州已初具山城風貌,東漢后期巴郡大守但望描寫當時江州城的情況。“郡治江州,地勢剛險,皆重屋累居……結舫水居五百余家”。[3]可見江州大城依山而建,屋舍重重疊疊,人煙很是稠密,江邊尚有住于船舫之中五百余家二三千人。在今江北城一帶統治者因人煙眾多,另建有一城,由于在江州城之北,故稱北府城,巴郡太守曾一度移此辦公。這時南岸塗山之下,也出現了村莊街市。
在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軍事戰爭頻繁,歷代統治者利用巴地在地理上的戰略地位,巴蜀物資的豐饒,巴族戰士的驍勇,作為進攻江南的基地和跳板,或北伐中原的大本營。這在川東地方特別明顯。
秦國滅巴以后,即以此為橋頭堡,在公元前316年司馬錯率大軍“自巴涪水(今烏江)取商于之地為黔中郡”,[8]然而楚國絕不會坐視這塊戰略要地的丟失,很快發動反攻,將其收回。
公元前308年,秦惠王又命“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為黔中郡”,[9]很快又被楚奪回。
公元前280年,秦王二十七年“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巴蜀攻楚黔中”;“(昭王)三十年蜀守(張)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10]完成了對黔中地區及奉節巫山,巫溪及今湖南的最后占領,迫使楚王竄于陳地(今淮陽),最后又敗亡于壽春,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秦是依靠巴蜀之地滅楚而統一天下的。
西漢的統一又何嘗不是這樣,公元前206年,秦王朝被農民起義軍推翻,受封于巴蜀漢中的劉邦憑藉三郡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募發巴渝之人為兵,還定關中,進而與項羽逐鹿中原。巴人天性勁勇,出任先鋒,陷陣勇銳,為打敗項羽立了大功。史家贊嘆曰:“漢高帝滅漢中未幾,反其鋒以向關中,足跡雖未嘗至蜀,然所漕者巴蜀之軍糧,陷陣者巴渝之勁勇,由故道而戰陳倉,定雍地而王業成矣,孰謂由蜀出師而不可取中原哉!”。[11]
公元214年劉備率軍進攻益州(成都),建立起對益州的統治。但在公元219年留守荊州的關羽即被吳將擒殺,荊州丟失,劉備十分震怒,并于公元221年不顧趙云等人的反對,率軍討伐東吳,臨行前又聞張飛被害的噩耗,劉備越加執意伐吳。雖然出師順利,迅速攻克夷陵(今宜昌),然被阻于猇亭一線,并在222年遭吳火攻,蜀軍大敗,全軍覆沒,劉備敗退永安白帝城,很快生病不起,并于223年病逝,臨終托付諸葛亮輔佐太子劉禪,這就是有名的白帝城托孤。
劉禪繼位后讓都護李嚴駐守巴郡江州,李嚴以為蜀漢政權主少臣疑,江山不穩,遂野心膨脹,妄圖割據蜀國東部,為此大修江州城,《華陽國志·巴志》記載:“都護李嚴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欲穿城后山,自汶江(今長江)通入巴江(今嘉陵江),使城為州(洲)。”李嚴所筑江州城與明清重慶城相差無幾了。當時城已筑好,計劃的四道城門中已修好東西城門,即蒼龍門與白虎門。因調離江州而未能最完成。同時,李嚴還準備在今兩江之間最窄的鵝嶺處,將其挖斷,讓嘉江水入于長江,使今渝中半島成一孤島,以便更加易守難攻。
公元263年曹魏滅蜀,265年司馬炎代魏建立西晉,隨著司馬氏統治的鞏固,滅吳而統一天下便提上了日程。司馬炎讓羊祜作伐吳的準備,羊祜升其參軍王浚為龍驤將軍,組建水軍。王浚利用巴蜀豐富的林木資源和能工巧匠,“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舟楫之盛,古之未有,”[12]王浚在巴郡東部諸縣征召了一大批青年作水軍骨干。公元271年五路大軍伐吳,王浚水軍沖進夔門,進入三峽,首克丹陽(在今秭歸),并在西陵峽內破吳軍的橫江鐵鎖,沖出三峽東口南津關,再克峽口重鎮夷陵(今宜昌市)。王浚水軍所向無敵,連克夷道、夏口、武昌,直抵吳都建業,迫降吳主孫皓,九州山河重歸一統,巴地水軍厥功至偉,詩人劉禹錫贊曰:“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鏈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13]
公元551年,南齊以巴郡建巴州;公元553年,西魏尉遲迥攻占巴蜀;公元557年,宇文泰代西魏建北周,調整州郡建置,改巴州為楚州。
參考文獻:
[1]張勛僚.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與蜀人、僚人的關系[J].南方民族考古, 1987, (1).
[2]尹盛平.巴文化與巴族的遷徙[A].巴蜀歷史·民族·考古·文化[C].成都:巴蜀書社, 1991.
[3]常璩.華陽國志·巴志[M].
[4]宋書·樂志[M].
[5]龍山縣志:卷十一[M].
[6]永順縣志:卷十[M].
[7]管維良.大巫山鹽泉與巴族興衰[J].四川三峽學院學報, 1999,(3、4).
[8]華陽國志·蜀志[M].
[9]新序·善謀上[M].
[10]史記:卷五[M].
[11]蜀鑒:卷一[M].
[12]晉書·王浚傳[M].
[13]劉禹錫.劉夢得集·西塞山懷古[M].
作者簡介:管維良(1941-),男,重慶人,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文博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三峽歷史文化研究。